1949年，高邮解放。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，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，谁知，几天后，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。
1949年1月，高邮城解放。组织部门整理牺牲者名单时，黄益民、于哲人、郭广富等十几名地下党员被列入了烈士名册。有人亲眼看见他们被押走，有人听见了枪声，结论顺理成章——已经牺牲。
几天后，这些人活着回来了。
事情要从国民党的268团说起。这支部队原本驻守高邮，1948年底开始，解放军在苏北的攻势越来越猛，268团接到命令南撤。撤退前夕，团部从监狱里提了一批政治犯，准备随军带走当人质。黄益民、于哲人、郭广富都在其中。
这几个人原本不该活着出监狱的。
就在半个月前，他们策划了一次越狱。计划很周详：黄益民负责总体调度，郭广富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控制监狱大门，于哲人分头联络各牢房，约定以蒋庆红唱京剧《萧何追韩信》为信号，同时动手。时间定在午夜换岗的间隙，那时候看守力量最薄弱。
计划毁在一个叫柳家兆的人手里。这人平时表现积极，在组织里也混得开，可眼看着解放军就要打过来，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城内地下党的搜捕越来越疯狂，他慌了。为了自保，他找到保安队，把越狱计划全盘托出。
行动还没开始，保安队就端着枪冲进了牢房。黄益民等人被拖进审讯室，鞭子抽、烙铁烫，轮番上阵。敌人想从他们嘴里撬出更多名字，但没得逞。几轮酷刑下来，这些人只剩半条命，又被扔回了牢房，等着拉到刑场枪决。
就在这时候，撤退的命令下来了。268团需要人质，这批地下党员被从死亡线上临时拽了回来，押进了南撤的队伍。
团长张我疆，三十出头，行伍出身，不是那种狂热的国民党信徒。1949年初的苏北战场上，形势已经再清楚不过——解放军势如破竹，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。
1月10日，淮海战役结束，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精锐几乎被全歼，剩下的部队人心涣散，都在想后路。268团往南撤的这一路上，逃兵越来越多，有的士兵趁夜溜走，有的直接带着枪投了解放军。张我疆心里清楚，这仗打不下去了。
但他面上还得维持一个团长的样子。出发前，他对着黄益民等人训话：“跟着走，谁跑就地枪毙。”这话是说给队伍里的特务听的，也是说给上面听的。
队伍离开高邮，向南走了几十里，问题开始出现了。这些地下党员本来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寒冬腊月穿着单衣赶路，体力根本撑不住。
最先倒下的是高春兰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同志。她走着走着就跪在了地上，嘴唇发白，浑身发抖，朝押送的士兵喊了一句话。两个士兵架着她离开队伍，走进路边的洼地。
队伍继续往前走，没过多久，后面传来两声枪响。又过了几个钟头，一个叫吴克春的同志也瘫在了路上，同样被拖走，又是两声枪响。
队伍里没人敢回头，没人敢说话。所有人都以为，两位同志已经死了。
但这几声枪响，子弹全打在了天上。
张我疆在出发前就做了安排。他挑了四个信得过的士兵，交代清楚：遇到走不动的，按规矩拖到路边，朝天放枪，然后把人放走。枪声是给队伍里盯着的人听的，放人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这一路上，高春兰、吴克春，还有后面几个掉队的，都用同样的方式脱了身。拖到远处，放两声空枪，压低声音说一句“往北走”，然后士兵原路返回，报告说人已经处置了。
到了张家庄，队伍停下来休整。张我疆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定。他走到黄益民等人面前，让士兵打开了所有人的手铐。没有长篇大论，只是简短地表示，仗打到这个份上，中国人不该再杀中国人。趁着夜色，这批地下党员四散离开，向北折返。
几天后，黄益民一行人辗转回到高邮，与组织接上头，才得知此前掉队的同志也都安然无恙，比他们更早回来了。所谓的牺牲，全是一出戏。
后来经过黄益民等人作证，张我疆的行为被认定为战场起义。他手下的268团残部在不久后正式投诚，整体编入了解放军序列。至于那个叛徒柳家兆，高邮解放后被群众检举抓获，经审判后处决。
1949年初，在长江以北的广阔战场上，类似的场景并不少见。解放军渡江在即，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，有人选择顽抗到底，有人选择了弃暗投明。张我疆算是反应快的那一批。他的几枪放空，不仅救下了十几条人命，也给自己找到了一条生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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